城市群是我国城镇化的主要空间载体，在引导人口和要素布局、促进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稳步推进城市群建设，19个城市群承载了全国70%以上的人口、贡献了8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对推动城市群一体化发展作出我国城市群发展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内在逻辑包括三个方面：其一，我国幅员辽阔，但地区发展不平衡程度较高，在快速城镇化背景下，人口和经济要素向大城市单向流动，形成了以超大、特大城市和省会城市为代表的区域中心城市；其二，在合理的通勤距离内，中心城市通过产业、贸易、技术服务等途径，辐射周边地区，带动远郊区、卫星城和周边中小城市同城化联动发展；其三，进入信息化、数字化时代，受流量经济驱动，区域格局逐渐呈现网格化、多中心的空间特征，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城市群呈现紧密的区域一体化均衡格局。

　　“十一五”规划提出，要把城市群作为推进城镇化的主体形态。此后，我国对城市群发展规划进行动态调整。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增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吸纳就业、人口集聚功能”；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联动、特色化发展；今年7月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强调，发展组团式、网络化的现代化城市群和都市圈。

　　随着区域重大战略的实施，我国城市群建设步伐加快。截至目前，已规划建设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长江中游、关中平原、北部湾、山西中部、滇中、宁夏沿黄、山东半岛等19个城市群，承载了全国70%以上的人口，贡献了8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占全国近九成，发挥了科技创新的主体作用。整体来看，我国城市群建设呈现如下特点。

　　一是城市群内部企业之间经济联系和投资互动日益紧密。从工商信息和企业跨城际投资活动来看，在城市群内部，不同城市间企业互设机构和子公司、投资互动等活动快速增长。以长三角、成渝、京津冀、珠三角城市群为例，2019年城市间企业互投的网络规模和辐射范围显著扩大，较2010年分别增加66%、50%、19%和16%。企业投资流向促进城市间产业结构调整，通过改变经济效率影响就业，从而对人口流动产生正向影响，加速区域要素流动一体化。

　　二是通过差异化定位和分类施策提升战略价值。一方面，根据经济规模、综合实力和区位价值，充分挖掘不同等级城市群的发展潜力。例如，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城市群致力于打造世界级城市群，成渝、长江中游城市群定位于核心城市群等。另一方面，根据区域协调发展战略需要，动态调整城市群发展目标。与“十三五”规划相比，在“十四五”规划中，长江中游、成渝城市群由“发展壮大”转为“优化提升”，中西部城市群在构建城镇化格局中作用日益凸显。东部城市群重视功能定位并各有侧重，形成疏密有致、分工协作的区域发展格局。

　　三是以城市群、都市圈协调联动为依托。我国高度重视城市群内部功能定位及其对区域发展的影响。当前，都市圈已成为区域城镇化空间链条中的关键一环。四是以制度创新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以成渝城市群发展为例，2021年地理区位不同，城市群在资源禀赋、人口结构、经济基础等方面也存在差异，经济实力梯度分明。

　　东部沿海城市群发展优势突出，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城市群经济总量占全国的40%以上。其中，长三角地区着力构建全球先进制造业基地，2024年经济总量33.2万亿元，进出口总值16.01万亿元，占全国比重36.5%。集成电路产业规模超8000亿元，占全国的60%，形成完整产业链条，高新技术企业超15万家，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累计形成154项制度创新成果。珠三角城市群加快科技创新一体化进程，2024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超3.6万亿元，深圳PCT国际专利申请量1.63万件，连续21年居全国首位；电子信息产业协作分工明确，营收超5万亿元。京津冀以首都为核心，在协同发展引领下，持续优化产业结构，2024年经济总量11.5万亿元，服务业占比近70%，进出口总值超5万亿元，全年专利授权量约27万件，北京PCT国际专利申请量1.2万件。近年来，东部城市群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不断提升，“轨道上的长三角”建设加快推进，2024年发送旅客8.9亿人次，京津冀城市群区域内高速公路总里程超1.1万公里；长三角5G基站密度居全国前列，京津冀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

　　中部城市群依托承东启西、连南接北的交通枢纽优势，加快中心城市建设。长江中游城市群以武汉、长沙、南昌为核心，形成“品”字形发展格局，依托水运和长江经济带，成为中部崛起的重要支撑，2024年经济总量约12.4万亿元。中原城市群以郑州为中心，依托“米”字形高铁网络和航空枢纽优势，吸引人口和产业转移，郑州航空港货邮吞吐量82.5万吨，河南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5000列。与东部地区相比，中部城市群创新能力和开放水平还存在一定差距。

　　西部城市群因地制宜走多元化发展之路。以重庆、成都为核心的成渝城市群凭借西部重要工业和消费中心地位，成为内陆开放新高地，2024年经济总量达8.7万亿元。川渝合作共建西部科学城，在电子信息、汽车制造等领域形成国家级产业集群，两地汽车制造业产值超8000亿元。2024年中欧班列开行量超5700列，成为全国开行量最多、区域合作最广泛、运输最稳定的中欧班列。关中平原、滇中、黔中、兰州—西宁、宁夏沿黄等城市群，以能源、矿产等资源开发为主导，促进民族团结与经济发展、生态保护等有机结合，呈现多元化发展态势。整体来看，西部城市群发展速度和一体化水平低于东、中部城市群。

　　东北城市群在协同发展中推动转型升级。辽中南、哈长城市群是传统工业基地，拥有丰富的煤炭、石油、黑色金属等资源，在东北振兴战略的指引下，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发展装备制造、生物医药、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同时加快对外开放与区域合作步伐，努力打造新增长极。哈长城市群在重型机械、电力设备等领域具有显著优势，在中国一汽、哈电集团等企业带动下加快转型升级；辽中南城市群着力推动智能制造、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发展。

　　不同区域城市群各具特色、互为补充，但也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资源要素流动不畅等问题。东部三大城市群GDP总量占全国比重超四成，而西部城市群占比不足三成，长三角城市群中上海人均GDP约为安徽的2.6倍；跨行政区划协调机制不够健全，各地在产业规划、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提升城市群一体化水平，构建高质量发展新格局，需从以下方面着力。一是强化规划引领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长三角扩容至覆盖上海、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一市共41个城市。2019年，2024年，长三角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3万亿元，以4%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近1/4的经济总量，对全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为30%。经济规模跃居世界六大城市群第二位，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战略地位日益凸显。长三角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源于资源禀赋、市场建设、政策协同等因素强力支撑。

　　依托资源禀赋打造优势产业。长三角地区人力资本和创新资源高度集聚，拥有全国约25%的“双一流”高校。这里通江达海、承东启西、联南接北，且地缘相近、人文相亲。作为我国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长三角区位优势突出，市场梯度明显。核心城市上海凭借“T字形”区位，依托长江黄金水道辐射中西部，打造经济走廊联通世界，成为全球要素配置枢纽和国际金融中心，发挥对长三角区域强大的集聚吸附、辐射带动能力。目前，长三角地区形成了以上海全球资源配置中心为龙头、苏浙先进制造业集群为支撑、安徽战略性新兴产业为腹地的分工体系。截至2024年底，三省一市高新技术企业占全国比重超30%，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26个。优势产业集群式发展，为长三角一体化注入强劲动力。

　　加快要素流动建设一体化市场体系。长三角地区紧扣要素自由流动、产业高效协作、风险共担机制，构建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在要素市场化改革领域不断完善同城化发展体制机制，加速资源要素在城市间有效流动。目前，异地门诊结算实现41个城市全覆盖，累计结算超3800万人次。三省一市实行户籍准入年限累计互认，推动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和高效配置。吸引人才流入方面，各城市通过配套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一次性生活补贴、租房补贴、购房优惠、子女教育等福利优化人才服务保障，以优厚的待遇吸引大量人才涌入，推动长三角地区人才结构优化。增强经济活力方面，各省市全面优化营商环境。以浙江为例，“两个健康”集成改革全国先行示范，强制性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缩减至27项，数量全国最少，“民营经济32条”深化落地，2024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等榜单上，浙江企业上榜数量居全国前列。科创协同方面，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三省一市以跨区域“揭榜挂帅”等项目布局和组织方式，推动面向产业创新的科研任务、资金、管理跨区域联合、联通和联动，探索攻关实施路径。2022年以来，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共组织实施项目43项，三省一市财政投入1.8亿元，联动社会投入共计11.5亿元，市场一体化建设成果显著。

　　政策协同发力加速城市群一体化进程。长三角城市群蓬勃发展得益于各地高效协同。三省一市共同组建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联合出台跨域政策，推动各城市在产业、交通、环保等重点领域协同发展。产业一体化方面，通过共建园区促进产业链协同与资源共享，电子信息产业已形成自上海到苏锡甬、杭宁合再连接苏北、皖南皖北、浙西南之间的“核心—外围”区域分工格局。交通一体化方面，加快建设高效互联的交通体系，长三角地区铁路密度提高至441公里/万平方公里，打通16条省际断头路，累计开通超百条省际毗邻公交线路，织密“公铁水空”立体网络，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城市间各类要素自由流动、产业快速发展提供有力支撑。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共建区域环境气象一体化业务平台，联动防治大气污染。安徽、浙江创新实践“新安江模式”，探索跨省流域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推动流域上下游经济社会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