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信建投发布研报称，美伊选择谅解备忘录而非制度化协议，反映出双方互信不足。此次美伊谈判属非对称双边谈判，历史看成功率高于其他形式谈判。但因两大原则问题——霍尔木兹海峡管辖权归属、浓缩铀处理，美伊仍未达成共识，预计后续博弈仍持续。从谈判进程看，当前谈判或进入制裁解冻等细节磋商，但双方尚未启动高级别官员直接会晤。缺乏高层直接会晤的谈判，历史表明距离谈判取得成果仍有一段距离。预计短期内美伊高烈度对抗暂缓，双方大概率维持“边谈边博弈”状态。
相较“条约”、“公约”、“协定”等具备美国国内法律效力的外交文本，备忘录之于美国的法律效力偏低。
当备忘录切中了彼此的底线年美苏首脑热线)或拥有深层地缘利益支撑时，通常能获得较好的协同履约。
相反，若缺乏硬性的现实违约代价，则备忘录很难被执行。
与2015年作为公开“战略共识”且写入联合国安理会第2231号决议、获得最高多边合法性背书的
历史经验显示，受制于各方利益诉求的分歧，多边谈判往往难以达成实质性共识，其核心价值更多在于为已达成的协议提供多边合法性背书。
相反，由具备压倒性实力的大国主导的“非对称双边谈判”，在推动实质性妥协方面具备较高的历史成功率。
尽管伊朗在区域代理人体系与海峡封锁上拥有较强的反制能力，但在军事、金融与盟友网络等硬实力标尺下，美国依然占主导优势。
换言之，大国力量对比中，伊朗逊于美国，所以美伊双边谈判本质上属于非对称双边谈判。按照历史经验看，这种双方国家力量非对称的谈判结构，达成协议的概率高。
但需注意，此次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的主导权显著高于以往，这就意味着伊朗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高于以往。所以此次美伊谈判是否属于一次经典的“非对称”双边谈判，仍有待商榷。
相较其他几类谈判——多边谈判、对称双边谈判，非对称双边谈判容易取得成果，但也有太多历史给出印证，非对称双边也容易因为双方“政治底线”无法弥合而谈判破裂。
例如在2019年河内美朝峰会中，美方关于实质性无核化的前置要求构成了无法妥协的政治底线，导致双方履约对价谈判破裂。同理，2021至2022年期间，美伊双方在核设施约束与制裁豁免的实质性安排上，始终面临无法逾越的结构性矛盾。
一是霍尔木兹海峡管辖权上存在对立;二是伊朗核问题处理。更不用说牵涉太多细节的伊朗核问题处理，目前尚未看到有效的处理方式能够完美统一双方诉求。
2013年的美伊谈判和2021-2022年美伊谈判的历史经验表明，从初步谈判到达成协议，通常均需耗时半年左右。
鉴于当前双边互信赤字严重且技术细节极其复杂，本轮谈判采用灵活度最高同时也是最基础的备忘录形式，即便如此，按照历史经验推断，美伊双方从接触到正式确权，至少也会持续拉扯两个季度及以上时间。
外交选址具有阶段前瞻意义。阿曼侧重于“政治破冰与秘密探底”，传统多边中心适用于“最终签署与多边背书”;而卡塔尔多哈则依托其区域金融枢纽地位，通常负责“资产处置与履约交割”。
5月下旬，伊方高层在卡塔尔就240亿美元海外资产进行解冻磋商，或预示着磋商已进入制裁解冻的细节层面。
当前美伊互动虽有前期副总统万斯的早前接触，但国务卿鲁比奥等美方核心决策层目前仍停留在公开宣示与“隔空表态”阶段。
高级别面对面直接会晤缺位，折射出双方在核心底线上目前仍存较大距离，当前维持间接联络机制的核心目的在于防范冲突升级，而非确立终局成果。
备忘录本身法律约束力有限，多边接触更多体现风险管控与局势降温，并不意味着协议已进入最终阶段。
现阶段双方虽已形成分阶段谈判框架，但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核相关议题仍是重要分歧点，其涉及主权、安全与地区秩序等敏感问题。
鉴于相关议题具有较强政治敏感性，维持战略模糊、避免触及核心立场，仍是推动谈判延续的重要前提。
参考奥巴马与特朗普时期美伊谈判经验，从启动接触到形成初步成果通常需要较长时间，预计后续博弈仍需要时间。
地缘政治局势发展与制裁政策存在超预期变动的风险。伊朗与地区国家及西方关系复杂，任何突发性冲突或外交事件均可能剧烈扰动全球能源市场、供应链及风险偏好。同时，欧美对伊制裁政策的超预期收紧或放松，将直接且显著地影响伊朗的石油出口、金融接入与国际贸易，带来重大的基本面波动。
数据可得性与可靠性风险。受国际制裁与内部统计体系限制，关于伊朗的宏观经济、金融及行业数据可能存在披露不全、滞后或口径不一的问题。告的分析和模型测算依赖于可得数据，存在因信息不完整而导致的误差风险。
全球宏观经济与金融环境的溢出风险。欧美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紧缩节奏若超预期，可能通过资本流动、汇率渠道及全球总需求收缩，对伊朗经济及金融市场产生间接但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
伊朗内部政策与稳定性风险。伊朗国内政治议程、经济改革进程及社会稳定性存在不确定性。内部政策的重大调整或社会动荡，可能改变经济运行轨迹，影响商业与投资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