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7日是国际消除贫困日。每年的国际消除贫困日到来之前，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都会发布一份报告，梳理国际消除贫困工作的最新进展。今年的报告显示，联合国全球贫困指数自2010年设立以来首次上升。按照综合健康、教育、生活水平等指标测算出来的“多维贫困”口径计，全球多维贫困人口达12亿，其中超过一半是儿童，83%生活在农村地区；按照日均生活费低于3美元的“极端贫困”口径计，当前全球极端贫困人口数量较一年前增加了5150万人。

　　正是基于这串沉重的数字，同为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同样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任教的阿比吉特·班纳吉和埃斯特·迪弗洛合著

　　两位

　　这本书的英文原名直译过来是“激进地重新思考抗击全球贫困的方式”。但它的激进不在于提出了多么具有颠覆性的理论，而在于一种方法论：它把发展经济学从“宏大叙事”的殿堂拉回到“具体问题”中。

　　托马斯·马尔萨斯在1798年提出了那个著名的预言：人口以几何级数增长，食物以算术级数增长，因而“贫困是自然法则的必然结果”。这个悲观的论断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催生了噩梦般的救济院，在殖民时代的印度催生了“贫穷是懒惰的报应”的道德训诫，在20世纪的发展经济学中则演变成了一种结构主义的绝望：贫穷国家之所以贫穷，是因为它们被锁在了一个“低水平均衡陷阱”之中。

　　罗格纳·纳克斯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贫穷恶性循环”理论，堪称这种结构主义思维的经典表述：“低收入→低储蓄→低资本形成→低生产率→低收入”——一个自我强化的闭环。在这个框架里，贫穷不是个人的失败，而是系统的宿命。要打破这个循环，需要外部的、巨大的、非市场的力量。

　　到了世纪之交，关于贫困的争论分裂成了两个对立的阵营，书中将它们称为“萨克斯派”和“伊斯特利派”。

　　萨克斯派认为，贫穷国家之所以贫穷，是因为疾病、地理劣势和基础设施匮乏形成了“贫穷陷阱”；如果富国每年拿出1950亿美元援助，到2025年，贫困将彻底终结。萨克斯派的框架本质上是纳克斯理论的翻版——只不过将推动力从国内计划转向了国际援助。整个方案充满了道德感召力：给穷人蚊帐、化肥、电脑，他们自己就能走出陷阱。

　　伊斯特利派则代表了相反的立场。这派观点认为，过去几十年数万亿美元的援助并未带来相应增长，反而腐蚀了地方机构、削弱了当地的自立能力。伊斯特利派的观点理智到近乎冷酷：让市场和恰当的激励机制自然运转即可。

　　而班纳吉和迪弗洛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们拒绝“二选一”。他们指出，萨克斯派和伊斯特利派的争论，其实从问题提出的那一刻起就走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援助是好是坏”并不是“正确的问题”。这种姿态，本身就是宣告：我们不关注“大理论”，我们要“小证据”。

　　在印度拉贾斯坦邦南部城市乌代布尔的调查中，只有不到5%的儿童完成了基本疫苗接种。迪弗洛等人先是尝试强制免疫接种，然后又在干预实验中把人们分成两组，一组只开展预防免疫课程教育，另一组在授课之外给参与者每人发1公斤小扁豆作为奖励。结果发现：强制推行的免疫接种率只有6.2%；单纯授课的那组上升到16.6%；而增加小奖励的那组则显著上升到了38.3%。一个看似微小的设计变化——1公斤扁豆，让接种率飙升。不是穷人拒绝健康，而是价格壁垒和信息壁垒共同构筑了一道穷人难以逾越的高墙。

　　书中有一段话深刻地揭示了决策负担的不对称：“我们住在有自来水的房子里，不用想着每天早晨往水里加消毒剂。下水道自行运转，我们甚至不知道是怎样运转的……”但穷人需要决定今天买什么食物、要不要给孩子打疫苗、要不要借钱买化肥、要不要存一点钱以备不时之需——每一个决定都关乎生存，每一个错误都可能是灾难性的。

　　更严重的问题是，持续的决策压力会消耗“认知带宽”，那是一种比金钱更稀缺的资源。当你的大脑每天被“下一顿饭从哪里来”占据时，你几乎没有余力去做长期规划、学习新技能或作出复杂决策。这不是“短视”或“愚蠢”，而是在极端压力下的理性应对。

　　在摩洛哥的偏远山村，

　　这些事实指向同一个结论：贫穷不是一种道德缺陷，而是一种信息、认知和制度的复合困境。穷人不是“懒惰”或“短视”，他们只是在一个容错率极低的环境中，以极其有限的资源，作出极其困难的决策。在理解了他们的约束条件之后，他们的“非理性”行为，往往呈现出一种令人心酸的合理性。

　　两位

　　当我们站在2026年的时间点上回望，中国摆脱贫困的壮举与

　　主流叙事强调的是制度优势、政策决心和巨大投入。这些无疑都是真实的。但

　　“扶贫开发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而“精准”二字，首先意味着识别每一个贫困家庭的具体困境：是缺技术、缺资金、缺劳动力，还是因病、因灾、因学致贫？然后才是有针对性地配置资源：给这个家庭提供技能培训，给那个家庭提供小额信贷，给第三个家庭提供医疗保障……这种“一户一策”的思维方式，恰恰是

　　当然，中国扶贫的规模和方法远远超出了随机对照实验所能覆盖的范围。这不是对班纳吉和迪弗洛的否定，而是对他们方法论的延伸：“小证据”服务于“大战略”，“大战略”也愿意倾听“小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