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增长超过20%，新供给有效创造大宗与数字消费新需求；在出口端，保持出口增长韧性，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13.2%、拉动整体出口增长2.4个百分点，工业机器人、高端机床和集成电路出口高速增长，“新三样”出口规模接近1.3万亿元，推动价值链向中高端攀升；在就业端，创造高质量就业，数字经济催生大量新职业，带动劳动力向高技能、高生产率部门转移，就业质量与劳动生产率同步提升。

　　虽然新质生产力正朝着形成经济循环新支点的方向演进，但要说新质生产力已经“完全对冲”房地产下行，我认为还没到那个阶段。上半年统计数据显示，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四成，但还没有超过一半。现在，这个新的循环支点正在加速形成，但拐点尚未到来。我们希望通过政策加力与改革发力双轮驱动，加快形成经济循环新支点。

　　黄汉权：产业支撑上，要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方向，加快构建创新引领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依靠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动产业结构升级。重点是

　　要素配套同样关键。一方面，传统要素要升级，如提升人力资本、提高劳动者素质，可直接带来资源配置优化。另一方面，要培育和应用新要素，如数据以及AI发展催生的Token等。新要素不仅赋能传统要素，还催化要素间的优化组合，进而提高要素配置效率，推动整体经济运行效率的提升。

　　此外，还需要配套好制度供给。通过强化制度保障，让高质量科技成果源源不断涌现；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让创新成果及时应用到生产线和车间上；实现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金融产品要匹配科技创新高风险、高收益、周期长的特点，积极支持创新。同时，推动科技教育人才一体化发展，通过教育体制改革和培养模式优化，催生更多创新人才和成果。要打通市场的“最后一公里”，通过政府采购、首台和首批次保险补偿等政策，让消费者和企业敢用愿买，形成从科学发现、技术生成、产品生产到市场应用的完整闭环。

　　黄汉权：经济运行和发展就是供给和需求的循环运动，任何一方出了问题，都会影响另一方的稳定和发展。从目前看，“供强需弱”是我国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而矛盾的主要方面是需求不足，更准确地说是内需不足。解决这个矛盾，既需要从供给侧发力，通过优化供给特别是创造新供给来激发新需求，更要通过新需求牵引新供给。

　　首先，要增收入、强保障。收入是消费的基础，关键在稳就业，这是居民收入最主要的

　　其次，要针对不同人群精准优化供给。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层级和需求差异明显，比如，高收入和高净值人群需要高品质服务和高端商品，中等收入群体更看重满足品质生活的产品和服务，低收入群体可能还处在商品消费扩张和升级阶段，促消费政策必须坚持结构性实施。只有精准匹配，供给才能有效拉动需求。

　　再次，充分挖掘服务消费的潜力和空间。我们已进入商品消费与服务消费并重的阶段，未来服务消费占比将越来越高，增速也将持续快于商品消费，这是扩大消费的重要着力点。

　　最后，要系统清理抑制消费的制度和措施。比如，现在一些地方带薪休假制度落实还不到位，许多人有假难休、休不满。服务消费依赖时间投入，光“有钱”不够，还要“有闲”，才能把消费潜力真正释放出来。

　　黄汉权：下半年稳住经济大盘、巩固增强经济向新向优向好态势，需要把扩内需作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标本兼治、综合施策。

　　先看存量政策，关键是要充分发挥政策效能。第一，要让政策尽快落地见效。比如，财政支出的力度要加大，预算已经确定的支出项目要加快使用进度，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第二，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把钱花在起到“四两拨千斤”作用的领域。比如，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的边际效果在递减，可考虑优化调整：一是扩大品类范围，不一定只限于“以旧换新”，首次购买新产品的是不是也可以纳入支持范围；二是向“一老一小”、县乡市场等商品消费空间还比较大的人群和区域倾斜；三是财政支出应向养老、托育、家政、文旅等服务消费领域加大支持力度，培育服务消费新的增长点。

　　再看增量政策，为了应对可能的外部冲击和难以预料的极端情况，需要提前谋划加力的储备政策。比如，考虑增发超长期特别国债，创新调整货币政策工具，灵活运用好政策工具箱，根据形势变化推动降低全社会综合融资成本等。

　　当然，政策有边界约束，不可能一次性用完，还要考虑跨周期调节的需要，要为明年预留空间。这种情况下，更要靠改革来破解经济运行中的体制机制堵点卡点。

　　黄汉权：我们现在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既有周期性问题，也有结构性和体制性问题。结构性和体制性问题仅靠政策是解决不了的，必须靠改革发力。要按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部署，及时推出条件成熟的小切口、见效大、能落地的改革措施，让企业和居民有切实的获得感。

　　第一，针对重点人群，要减轻其负担。比如，针对二孩家庭、赡养老人负担较重的家庭，可考虑通过完善个税制度，减轻他们在生活相关支出上的压力，增强敢消费、能消费的能力。

　　第二，针对地方政府，要增加其财力。比如，关于“推进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划地方”，已经提出来一段时间了，要加快落地。另外，在数字经济时代，税收制度可从生产型向消费型转变，很多产品在消费地交易和使用，税收却统计在总部或生产地，能否考虑让消费地也分成一部分税源？这样既可增加地方财力，也能激发地方促消费的积极性。

　　第三，针对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要加大破除准入壁垒的改革力度。当前，一些领域民营企业想进进不去，进去以后又面临“准入不准营”的问题。如果能够结合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清理破除这些壁垒和地方保护，促进要素自由流动，让民营企业能够公平获取要素、放心投资、获得稳定收益，就能有效提高民间投资的积极性。

　　此外，还有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是城市和区域的发展分化。在AI时代，科教资源、高科技公司和创新平台等主要集中在发达地区和一、二线城市，欠发达地区和三四线城市相对较少，二者之间的发展差距可能会进一步拉大。这种分化也会加重欠发达地区政府的财力压力。这就需要探索建立包括财税体制在内的国民收入分配新体系，让各地都能分享AI时代的新质生产力发展红利。

　　黄汉权：当前，我国仍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关键时期，需要优化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促进形成更多由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重塑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系统。

　　主要思路是推动“五个转向”，即从偏重生产激励，转向生产与消费并重；从依靠房地产、基建与传统产业等旧动能拉动，转向更多依靠科技创新和消费升级引领的新产业新动能驱动；从偏向出口导向，转向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从依靠增量带动经济增长为主，转向做优增量与盘活存量并重；从注重“投资于物”，转向“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

　　具体举措上，财政政策要强化对消费的支持，金融政策要加大对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消费需求的支持，进一步完善有利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金融服务。同时，还要适应人工智能的发展，探索构建适应智能经济新形态的财税、金融、就业、收入分配政策体系。

　　黄汉权：我们对2026年中国经济全年的走势判断是“前高、中缓、后稳”。年初高开，年中缓行，下半年稳进。

　　宏观政策在下半年发力空间还很大。财政支出进度会加快，政策性金融工具也将有效落地，这会对经济增长形成直接拉动。同时，去年三、四季度的基数都比较低，会形成有利的基数效应。

　　消费和投资都会得到有力支撑。消费政策会继续优化，全国服务业大会召开后，相关措施正在落地见效，对消费恢复形成支撑。投资方面，聚焦“六张网”的投资会进一步发力，带动整体投资增长。

　　外部冲击可能会有所减弱。二季度是美以伊冲突影响最为明显、最为密集的时期，目前已有所缓和，虽然三、四季度可能仍有反复，但总体影响会有所减弱。此外，极端天气影响会减轻，对生产活动的干扰也会下降。

　　综合这些因素，下半年中国经济“稳”的基础会得到夯实，“进”的力量也会进一步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