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城是我国城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优化区域经济布局发挥着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202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分类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

　　所谓县域，通常是县级市、县以及自治县这些区域及周边城镇的总称。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目前，县域面积约占全国国土面积九成，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一半，经济总量约占全国的四成，县域在国家经济发展大局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可以看作是以整个县域为空间单元，

　　以县城为重要载体，意味着既要关注县城这个关键节点，又要

　　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关系我国城镇化的质量和水平，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一是有利于提升城镇化的质量和效益。推动县域人口就地就近城镇化，既能让广大人民过上现代城市生活，又能避免乡镇“空心化”，有效解决“留守儿童”“空巢老人”等社会问题，是一种更具可行性、经济社会综合效益更高的城镇化路径。二是有力支撑城乡融合发展。县域位于“城”与“乡”的交汇点，是承上启下、沟通条块、连接城乡的关键纽带，是

　　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历程，县城功能定位随着国家发展和城镇化进程变化而不断调整。新中国成立后，服务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县城更多地发挥着

　　需要注意的是，不同县城资源禀赋、发展阶段、人口流动情况不一，应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结合自身实际找准定位，充分发挥各地的区位、产业及生态优势，走差异化、特色化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对于大城市周边县城，要主动融入邻近大城市的发展，主动承接人口、产业、功能疏解转移，发展成为与大城市通勤便捷、功能互补、产业配套的卫星县城。对于农产品主产区县城，应成为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的排头兵，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基础上，围绕农业产业链条，做优做强农产品加工业和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对于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城，应立足保障国家生态安全的定位，在“绿”和“美”上下功夫，推动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对于陆地边境县城，需以稳边固边、兴边富民为导向，加快完善基础设施，发展特色边贸和跨境产业，提升人口集聚能力和守边固边能力。

　　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应

　　其一，强化产业支撑，大力发展县域经济。产业是县域发展的根基所在，产业兴则县域兴。“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强化城镇化潜力地区县城产业支撑，吸纳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就业安居和返乡创业。产业发展不仅能够增强县域经济实力，还能成为农业转移人口进得来、留得住、过得好的重要依托。缺乏产业支撑的城镇化，容易空有城之“形”而无市之“活”，难以实现产业发展、人口集聚与市场繁荣的良性互动。

　　发展县域产业，应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优化县域富民产业的空间布局，推动产业在县城、集镇和中心村自然梯度发展。主动融入大中城市产业链分工体系，有序承接核心城市的配套制造、中试验证、仓储物流等功能，对于资源丰富、劳动力充足的县域，也可聚焦1个至2个优势主导产业做深做透，形成“单品冠军”。要看到，县域经济的核心竞争力更多来自资源禀赋、传统技艺、区位条件等比较优势的深度挖掘与精准转化，应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重点发展优势明显、带动能力强、就业容量大的产业。此外，还要着力优化营商环境，不搞“政策洼地”，打造创新和服务高地，依托各类开发区、产业集聚区、农民工返乡创业园等，引导县域产业集聚发展。在人才培养方面，应强化职业技能培训，聚焦新职业新工种和紧缺岗位，增强职业培训与市场需求的契合度，为县城产业发展提供坚实的人力资源支撑。

　　其二，

　　不同于一般城市，县域可以看作是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两大战略的交汇空间，需

　　其三，优化体制机制，增强县域治理效能。一些县城

　　具体而言，应当依据县城发展实际分类调整管理权限。对于经济总量大、人口较集聚、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县级市和特大镇，可考虑适时扩大其在规划建设、产业发展等方面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使行政权限与经济体量、治理需求相匹配；对于人口规模持续减少的县城，应稳妥推进机构优化，精简行政层级，整合职能部门，将有限的行政资源集中到民生保障和公共服务供给上来。此外，还应进一步健全“人地钱”挂钩机制，夯实县域发展的制度保障。在“人”的方面，健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机制，全面落实取消县城落户限制政策，依法保障进城落户农民的农村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收益分配权。在“地”的方面，建立集约高效的建设用地利用机制，加强存量低效建设用地再开发，对于人口流出明显的县城可考虑将多余的建设用地进行复垦等高效利用。在“钱”的方面，重点支持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多的县城，对符合条件的公益性项目可通过中央预算内投资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予以支持。建立多元可持续的投融资机制，引导社会资金参与县城建设，实现县城资源优化配置。